安安点击“确认延毕”时，手微微发抖。

她的同学正在朋友圈晒着入职offer和毕业照，而她却选择将人生进度条后调一年——“我需要时间，现在得到的offer并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安安并不是孤例。

教育部数据显示，中国研究生延毕率从2009年的8.53%飙升至2022年的28.02%，每4名毕业生中，就有1人按下暂停键。

其中不乏很多985名校生。如今，延毕越来越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策略性选择。延毕，甚至被称为中式“gap year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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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也随之而来：

有人觉得他们不过是为了逃避，他们的父母也疑惑不解，晚一年毕业能改变什么？

但也有人理解并感到羡慕，延毕的人可以松一口气缓缓，想清楚再为未来做准备，多出一些可能性。

当别人都在为能否按时毕业而焦虑时，这群名校生为何选择延毕？是主动还是被动的？

他们的父母如何看待这一选择？延毕，究竟值不值得？

1

延毕潮背后

是被迫追赶节奏的一代

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时钟下，当学业高压与落空的就业期望交叠，延毕成为了年轻人与未来博弈的缓冲带。

NO.1

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无法达到毕业要求

淼淼曾是全家骄傲——保研“双一流”高校，师从海归学术大牛。

“我就是大家说的那种‘别人家的孩子’，我父母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学业操过心，十几年的求学路上我的成绩一直是上游水平。”

但到了研三，淼淼却因导师一句“论文达不到发表标准”，被迫按下毕业暂停键。

自从读研以来，淼淼平均每周要在实验室里待70小时，凌晨才回到宿舍休息是常态。

然而，勤奋并没能换来理想的实验数据，就连身体上也出现了问题——失眠、焦虑接踵而至。

虽然比照学校毕业要求，淼淼自认论文已达标，但导师仍认为他的实验数据“不够漂亮”，他不得不妥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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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同龄人要么入职、要么升学，自己却卡在努力、失败，再努力、又失败的夹缝里，淼淼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。

“其实最让我难过的不是延毕，是这种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回报，所有煎熬最后都可能是一场空的焦虑。”

其实，淼淼的情况在工科生中并不罕见，因为与实验相关专业的研究课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，晚半年毕业也很正常。

淼淼强迫自己不要在焦虑中沉浸太久：

“既然做了选择，再怎么焦虑也没有用，我还是要努力保持身体健康，哪怕最后拿不到学历，只要踏实肯干，应该也能获得不错的生活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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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.2

达成职业目标的缓冲策略

同龄人奔走在各大招聘会现场时，小雪却提交了延毕申请。

“我的本科是一所一本院校，当时毕业的时候进了一家私企，但是工资不高还经常加班，我就又考研回了本校，想着提升一下学历进更好的公司。”

但很快她就发现，在自己读研的这段时间里，找工作越来越难，自己研究生的学历，可能还不如本科生好找工作。

“本科生起码更年轻，工资也更低，更放得下‘身段’。”

在充分了解了当下的就业市场情况后，小雪毅然决然决定考公。

但在考公热潮下，无论国家级、省级公务员，还是其他编制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，都远超她的预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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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应届生身份。”小雪坦言，“那些不限应届生身份的岗位多的是备考了好几年的大佬，所以延毕备考对我来说是眼下最好的选择。”

同样为了就业而主动延毕的还有安安。

就读于知名985高校的她早早就在秋招中斩获了国企offer，但当她看到自己的同学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大厂时，却生出了无尽的沮丧。

“我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就听了父母的话努力进国央企，读研期间也一直朝这方面努力，进学生组织、去国企和政府单位实习。”

后来秋招的时候，安安了解到了很多大厂的薪资待遇和福利体系，一切都令她非常心动。

“就是你跟来学校招聘的负责人交流的时候，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大厂和国企的区别，我更喜欢那种高效、随和的氛围。”

但没有垂直实习经历的安安大多在简历关就铩羽而归，为此，安安决定延毕一年刷实习经历。

“我不能保证一年后就能拿到我想要的offer，但我至少需要这一年，我要去了解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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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雪与安安的选择背后，是一种集体性的焦虑。

2023年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01名延毕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：

42.8%的延毕学生为保留应届生身份；

38.5%希望多一年备战考研考公；

37.6%因未找到理想工作暂缓毕业。

不管基于什么原因，主动还是被动，延毕选择背后，是如影随形的隐藏社会时钟和同辈压力。

正如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爱磊所认为的：

“哪怕是主动延毕的学生，也或多或少带着被动的成分。主动选择当然有主动争取的部分，但它也不可避免地依旧受限于主流的叙事架构和时间框架。”

当被社会节奏推着走，不可避免地困于主流评价标准中，延毕，也就成为现实压力下的权衡。

2

父母是港湾，也是风暴

当“按时毕业”的期待被打破，延毕不仅仅是毕业生个人的挣扎，也关乎一个家庭的宁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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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的失望，让他觉得抬不起头

“延毕对我来说是很羞耻的。”

河南农村出身的阿跃，曾是全家族的骄傲。

从县城重点高中考到省城“双一流”高校，又从“双一流”保送到“985”高校读研，可以说，阿跃的学历承载了父母半生的骄傲和期待。

但阿跃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论文竟然没有通过盲审，他因此被迫延毕，此前签好的工作也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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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知结果后，他在宿舍床上躺了一整天，迟迟不敢拨通家里的电话。

“亲戚问起毕业时间怎么办？那些拿我当榜样的弟弟妹妹们会不会觉得我‘不行’？”

尽管想要隐瞒，但阿跃的母亲很快从辅导员处得知了他延毕的事。

电话那头，母亲沉默许久后哭着质问：

“月月给你汇恁些钱，咋搁学校不好生念书嘞？”

比起母亲的质问，父亲温和的安慰却更让阿跃感到羞愧：

“回来考个公务员妥着嘞，捎带手还能帮家里搭把手。恁在学校那边花销大得很，中不中？”

阿跃甚至在心里期望父母能骂他一顿，像网上那些在家族群里公开骂孩子“丢尽脸面”的父母一样，尽情地宣泄他们的失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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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父母饱含失望与无奈的询问，像扎进心里的一根细针，没有剧痛却让他夜不能寐。

NO.2

父母的理解，让他松了一大口气

与阿跃不同，淼淼选择主动向父母坦白。

由于他从小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父母在他的学业上一直是信任且放养的态度。

提交延毕申请当晚，他和父母打了视频，告知了自己要延毕的事。

父母刚知道消息时，虽然想说点什么，但看着淼淼因焦虑而消瘦的脸颊，母亲非常心疼：

“实验再忙也要好好吃饭，妈妈灌点香肠给你寄过去，在学校多吃点肉。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接过手机，和他讲了很多自己年轻时候经历的挫折，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：

“一辈子很长，你还年轻，总有些坎儿在等着你过，这次也只是晚几个月毕业，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，爸爸相信你的能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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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的话让淼淼感到了莫大的安慰，他能感觉到，比起失望，父母更担心自己会“想不开”。

阿跃和淼淼与父母的交流，展现了中式亲子关系的两种形态——一种是“为你焦虑”，一种是“怕你焦虑”。

都是爱，都是为孩子好，但带给孩子的感受却截然不同。

父母担心孩子在社会竞争中失败，以后会过不好，但孩子其实也不想的。

他们没有偷懒，没有逃避努力，只是好学生、考公、考编、考研、创业，这几条路没有哪一条是轻松的。

关于延毕，他们只是想要给现阶段的自己留一个缓冲期。一个能够让自己调整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的时期，一个能够进行试错，找到自己想做的时期。

3

延毕一年，真能有更多选择吗？

多出的365天，真的有用吗？真的能用时间换可能性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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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缓冲带”也是“减速带”

延毕期间，淼淼每天在图书馆改论文、跑实验室。

一年后，他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导师认可，并在导师的帮助下发表在了很好的学术期刊上。

“现在看来，导师的苛刻不是坏事，这一年我反而做出了更多成果。”

如今，他顺利毕业并申请到博士项目，曾经的挫败成就了他在学术道路上继续精进的跳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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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淼淼不同，安安延毕后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。

尽管延毕期间刷了三段优质实习经历，她依然没能成为互联网大厂赛道上的优胜者。

投出近百份简历后，她只收到零星回复，收到的面试邀请更是屈指可数。

更令她感到震惊的是，去年能拿到offer的国企，今年甚至连简历关都没过。

如今，她不得不重新考虑就业方向。

“延毕看起来是让我多出了一年的时间，但是就业通道变挤的速度远远快于我这一年里成长的速度。”

淼淼和安安的延毕经历折射出利用延毕获得缓冲期的双面性：

延毕可以为学术精进、职业规划争取喘息空间，也可能导致毕业生错失窗口期，陷入“越延越卷”的恶性循环。

延毕是一个选择，但选择之后的结果，并不一定向好。

NO.2

撕掉延毕生身上的负面标签

延毕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是社会压力与时代背景造成的结构性问题。

当年轻人被迫用“延迟”对抗“内卷”，更需要我们反思的也许是教育制度与社会评价体系。

教育学者丁翠娟的研究表明，主动延毕与“慢就业”“间隔年”等新兴现象一样，本质是个体与社会在资源分配矛盾下的缓冲策略，不应被污名化。

西南大学学者汪安冉则指出，延毕生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会角色转换风险，高校应当为延毕生提供相应的职业规划辅导和心理健康服务，而非仅以筛选机制应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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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并且探索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：

以“宽进严出”的美国高校为例，能在6年内完成四年制课程的学生仅占62%；为此，美国发展出了“弹性学制”，允许学生根据研究进度调整毕业时间。

日本硕士的延毕率高达24.21%，人文社科领域甚至达84.9%。对此，日本高校允许学生按自身需求延长学制，并通过创业奖励制度支持延毕生职业过渡。

而一直以“内卷”闻名的韩国社会，也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——韩国青年平均需3年才能找到首份工作，政府通过延长择业期、扩大实习岗位等方式缓解就业焦虑，弱化“应届生身份”对职业选择的限制。

除了相应的制度性支持，来自社会的理解与包容也格外重要。

“延毕”的污名化，让延毕生和其家庭在背负了所有的压力与试错成本之后，还要遭受周围人异样的目光。

而只有将延毕“去污名化”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“延毕”作为个体与时代博弈策略的正向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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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我们并不提倡将延毕作为解决问题的策略，但它背后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真问题——当社会时钟一直不停向前走，年轻人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节奏？

或许，比讨论“该不该延毕”更重要的，是营造一个允许暂停、包容试错的氛围。

参考资料：

[1]看天下实验室-当名校生决定延毕

[2]三联生活周刊-“遇事不决，继续上学”：他们选择主动延毕

[3]真实故事计划-主动延毕的大学生，都在逃避什么

[4]每日人物-为了躲过最卷的一年，一些应届生想延迟毕业

[5]职场红利研究所-大学生“主动延毕”后续：逃避，自救，走出困境